特稿｜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_视讯

即使被贴上小众、边缘的标签，诗歌也从未离开。

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说：诗歌是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，诗歌是西双版纳地摊上19.9元的实验，诗歌是灵魂最深处的需要……

(相关资料图)

在海岛长大的谢健健，成年后离开海岛求学，此后又返回海岛工作。他说在孤独、重复、枯燥的工作生活中，诗歌可以帮助他对抗虚无。2019年重返海岛后，他写了很多和海洋有关的诗：咸涩的海风，像山一样的海浪，遥远的海岸线。他也向往高山，向往原始森林，向往和原有生活不一样的反差。

与谢健健一样，隔花人也写诗，她说自己是一名地摊诗人。工作带来的疲惫，让她想要逃离城市找到不同的生活。2019年年底，在西双版纳夜市上，隔花人开始摆摊“卖诗”，一首诗19.9元是她对生活的实验。她说裸辞卖诗是一场不知道结果的尝试，“我希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。”在诗里她写道，“今天对昨天说该怎么过，昨天说你拖延到明天就行，明天的事谁也不知道。”

黑龙江大三学生李佳奇在2020年开始写诗。他说，“对于我来讲写诗就是一种情绪的释放。”很多无法直白抒发的东西，他想用隐匿的诗歌来表达。美国女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集《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》，他觉得这句话是对诗歌最好的注释。

2020年前后，谢健健、隔花人和李佳奇开始了各自在诗歌世界中的探索。在这条静默的路上，经由诗歌他们试图找到人生新的方向，而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也希望找到自己。

“我不想被海岛困住”

写诗是一种对抗。对抗什么？谢健健说，“生活的虚无”。

谢健健的家在浙江的海岛上，叫洞头岛，距离温州33海里，没有建设跨海大桥以前，岛上的居民只能坐船去温州。

谢健健在海岛上。本文图片  受访者 供图

“小学3年级以前，我住在更偏远的半屏岛，半屏岛因为岛上的半屏山得名。”后来因半屏岛上的小学停办，谢健健一家迁至洞头岛。“那时候半屏岛和洞头岛没有连桥，出门要坐船。虽然迁到了洞头岛，但当时的洞头只能叫城镇，不能叫城市。”

岛上的生活是贫瘠的，不止是物质也包括精神。

19岁离开岛屿前，谢健健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“小时候去过几次温州市区，但记忆非常模糊，只记得和家人去那里玩，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意识。”高三时他和同学去湖州，“当时第一次坐高铁，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，心里会有一些落差。”

高中毕业谢健健离开海岛到浙江绍兴读大学。南方漫长的梅雨季带来的阴郁心境，让他一度很丧气。“大三、大四的时候我开始写小说，写在雨中颓废丧气的人们，像太宰治笔下的叶藏。”

回忆那段丧气的日子，谢健健剖白心迹，“一个男大学生从心里热爱文学，虽然没有发表作品，但一直在写东西，我觉得我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但现实仍要面对毕业、就业的迷茫。”

大四的时候谢健健把自己写的小说投给了一家杂志，小说发表后，他收到了5000元稿费。“我觉得我写小说可以，后面又开始尝试写诗。”因为写诗，谢健健阅读了很多国内外诗人的作品，“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，”这也让他看到了诗歌中更广阔的精神世界，“诗歌把我从消极的心态中拉了出来，会发现自己独居一隅非常狭隘。”

2019年毕业后谢健健考上了老家的编制，回到洞头岛，在镇上的执法局工作。“工作环境比较压抑，需要加班和文字材料整理，写公文和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，非常繁杂和枯燥。”

在岛上谢健健通过写诗来缓解自己的压抑和焦虑，“2019年我写了200多首诗。”他在一首诗里描写一位环卫工人，“一个7月的清晨，我路过车站路，看见她躺在长椅上睡着了，她拿手臂遮住那张过去的脸，好像这个车流涌动的时代与她无关。”

写环卫工人的谢健健，也在写自己。“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，我渴望到山里面，到原始森林，到沙漠，去父亲没有去过的土地。”岛屿上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终究还是很遥远，他渴望与外界联结。

“我想要脱离海岛带来的影响，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再回来坚持我的生活，我不想被海岛困住。”在外人看来，谢健健的工作体面安稳，但他不喜欢这种固定的舒适，渴望到外面漂泊，他称这是海洋的气质，就像法国诗人保尔·瓦雷里写的诗“大海啊，永远在重新开始”。海浪不断冲打着海岸，就像生活在海上的人永远不甘于困守岛屿。

2021年前后谢健健多次离开海岛，从岛屿走向高山，他希望在旅途中遇到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在雅鲁藏布江江边他看到一个穿着藏服的女人，“她看起来非常苍老，呆呆地站在水边，雅江的水非常湍急。导游带团说已是第三次遇到她。”雅江边立着一个牌子，写着水葬台，谢健健回忆，“女人的孩子已经夭折，在那边水葬是对夭折小孩子的埋葬方式。夭折的小孩子经过仪式，尸体会被抛入雅江中。”他把见闻写进诗里，“卓玛已随孩子死去，只剩惯性的本能，卓玛不吃鱼，见到就流鱼籽大的眼泪。”

在云南松赞林寺谢健健跟随采菌人，翻越腐木栅栏，去了附近的天葬台，他在诗中描述，“大群的秃鹫折返在天葬台森林之上。”

注视死亡的时候，他也在思考死亡，“当被鱼或秃鹫吃了，他们的生命会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，但真正的死亡可能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被忘记。”

松赞林寺。

在云南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，“山间有野花，异常鲜艳的菌子，零星的墓地。”谢健健回忆，下山的路很崎岖，荆棘横长在山坡上，需要穿过荆棘下山，期间还多次踩到了无名动物的粪便，黄昏才到达山脚下。

向外走的过程，也是向内自观的过程。回到海岛后，谢健健写了“高原的灯塔”。他在诗里回忆，父亲二十岁便驾船往返于温州各地，满载2万斤的煤球，穿越海上像山峰一样的巨浪。晚年父亲很少提及这些，唯独常提起海上的灯塔，“是黑夜里潜行的一束光。”

在高原云海上注视灯塔的谢健健，未尝不需要一束光帮他找到自己。他在诗里写道，“对峰顶的执着让我常年流浪异乡，父亲在海上登山，我在高原见海，我所叛离的，南辕北辙回到我身边。”

从2019年开始写诗，谢健健在很多诗刊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，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《梅雨潮信》。2022年他入选中国作协，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。除了向诗刊投稿，他也把诗歌分享在多个社交平台上，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和收藏。他说，“作为微小的生命个体，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。”

“接触失控才会遇到惊喜”

2020年10月，隔花人决定裸辞，去西双版纳的夜市上卖诗，她说这是一场“人生实验”。

隔花人在西双版纳地摊上卖诗。

大学毕业后，隔花人进入广告行业，在上海一家很有前景的公司工作。回忆那时候“太疲惫”，她想让自己放下来，但工作推着她不停向前走。“当然这在大城市很常见，大家都是在这种状态，没有人说这不对。但辞职后你离开了那座‘山’，在更高的地方看，或者在山脚下看，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那个样子。”

辞职后，隔花人住在朋友家，“每天早上醒来不用看微信工作群，不用回复客户消息，可以看电视，觉得生活太幸福了。”

决定去西双版纳夜市上卖诗很偶然，“我弟弟在那里，说夜市很好玩，可以摆摊，卖诗是突发奇想。”不考虑生活来源和经济负担，隔花人觉得，这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，“在2020年最后的2个月，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靠卖诗养活自己，2个月又能写出多少诗。”卖诗可能会失败，但也有其它的可能性，“需要实验”。

隔花人回忆，在西双版纳每天下午5、6点出摊，晚上10点收摊。“摊位上是我印的明信片，明信片上有我朋友画的插画。游客可以定制诗，给我讲个故事，也可以给我一个主题，我把它们写成诗，一首诗19.9元。”

找隔花人写诗的大多是年轻人，也有年龄大的。她回忆，“一位40岁的大哥找我写诗，他给我的主题是小亭。他说他朋友的女儿写了小亭的诗，他想看看小朋友的视角和大人的视角有什么不同。”除了夜市上的游客，互联网上也有人邀请隔花人写诗，“我会在西双版纳寄明信片给网友，明信片上会写上我的诗和名字。”

在来西双版纳前隔花人一直在大城市工作，她认为，“一直待在一座小城市，视角会打不开。年轻人都想要光鲜的生活、更高的工资，更好的职位。”但在这里她发现，她之前所追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。

“我问这里的年轻人想不想去看更大的世界，他们觉得在这里很快乐，每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和朋友聊天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。”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“当我认为他们的眼界很小的时候，其实是我太狭隘了。”

不再执着于某种固有的观点，人会变宽阔。“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立方体，但当我走进别人的世界后，我可能从四方体会变成五方体、六方体。当我的面越来越多，我的世界会慢慢变成一个球体。”来西双版纳之前，隔花人活在自己的面上，“我生活在这个面，就以为世界是这样的，但当我走到你的那个面会发现，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西双版纳之行隔花人并没有挣到很多钱，“摆摊卖诗的两个月，近50首诗赚了不到2000元。”虽然收入不多，但收获了另一种可行性。她说，“在西双版纳卖诗一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也是我正式写诗的开端。”

隔花人把在西双版纳卖诗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，“高中同学看到后给我打电话，他说很感动，也很羡慕我去做这件事，因为他不敢。他有很现实的压力比如房贷，他没勇气放下安稳的生活，去做一件可能完全没有收获的事情，但他告诉我，‘谢谢你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’”

因为在互联网上写诗，隔花人收获了很多的关注。2021年高考，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首和高考相关的诗《难题》，被很多网友转评。“高考那一天，全体家长在校门口罚站，我要考多少分，才有资格把爸爸领回家。”她说这曾是她参加高考的真实感受。

2022年隔花人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，“发第三首诗的时候，忽然爆火。”她回忆，“我之前只有100个粉丝，正常就几个点赞，第三首诗发布后忽然出现了99+的点赞。”她记着那首诗叫《选择权》，“那些不愿意看世界的种子，没有发芽。”因为这首很短的诗，隔花人被迅速看到，“那一首诗让我一天涨了5000个粉丝。”目前，隔花人在小红书拥有17.8万粉丝，网友评论她的诗灵气而充满哲思。

当然，除了被很多人喜欢，隔花人的诗也会被质疑，“有人留言说我的诗是狗屁，从一个平台追到另一个平台骂我。”网友的评论让她思考究竟什么是诗？“研究诗歌的学者告诉我，任何本源性的东西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什么是诗？你认为我写的是就是，你认为我写的是垃圾就是垃圾。”

在互联网上写诗，隔花人认为自己只提供了一个原点，每个人都来碰撞一下。有的人可能很用力，受伤了就弹开了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温暖，就依靠着，“诗只是人和人联结的介质。”

从开始写诗，隔花人就不想被标签和定义。她不认为自己是诗人，她觉得自己远比诗人大的多，“写诗只是我的一小部分，如果你只把我认定为一个诗人，就把我看小了。”面对“你觉得你是个诗人吗”的问题时，她喜欢日本诗人寺山修司的回答，“我一生的职业都是寺山修司。”这个答案也是隔花人的答案。

离开西双版纳后，隔花人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写诗。2021年初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需要加班的工作，“那时候希望可以用文字影响他人，但这个目标很模糊，如何实现我只能去碰撞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撞到什么是什么。”

今年2月底，隔花人的诗集即将出版，诗集中收录了100多首她在2020-2022年写的诗，她觉得离用文字影响他人的目标更近了。“我很少做长远的计划，接触随机性，接触失控状态，才会遇到惊喜。总在预期范围内做计划，很难收获惊喜。”

“诗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”

2020年开始写诗，李佳奇说写诗是情绪的释放。

大一上创意写作课，李佳奇第一次写诗，诗的名字是《真理之妄想》。诗中他想表达社会规则对人的束缚，这是城市生活给他的感受。回忆这首诗，并不完善和成熟，甚至稍显稚嫩，但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门。

李佳奇本人。

李佳奇回忆，因为刚上大一，陌生的生活环境、陌生的人群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。他试图在诗歌里找到不一样的情感寄托，“从创意写作课之后我开始读诗、写诗。”

读诗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丰满自我的过程，李佳奇读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·里奇的二十一首情诗，读犹太诗人保罗·策兰的《罂粟与记忆》，读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、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《钟摆下的歌吟》。

“读到喜欢诗人的诗会被吸引，这会转化为我写诗的内在动力。”读诗的过程是一个积淀的过程，“这些诗会化成无形的语感启发你，语感会被保留在身体里。”

对李佳奇来讲写诗是一种情绪的释放，“诗歌的表达更隐晦，情绪会被隐匿的写进诗里，不需要写实的描写。”

被问到什么是诗，“把灵魂最深处的想法、呐喊或是渴求写出来就是诗，就像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集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处的需要。”李佳奇说，诗歌不像小说有很多激情，不像戏剧有很多冲突，需要完全静下心来感受。

写诗之初李佳奇写想法和情绪，写形而上的东西。回头看，一些空泛的内容是没有力量的。疫情期间，他开始把目光看向更真实的世界。“在此之前，我对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，静下心来关注、思考的时候很少。”此后，他写城市古老的教堂、古树下的老人，写冬季的大雪、写被雕塑的石头......

最开始写诗，李佳奇给公众号投过稿，过稿后会有稿费，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。后面他逐渐从公众号投稿转向了期刊杂志投稿，“一开始投也是没有任何回应，2021年才开始有反馈。投稿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，如果能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也是对自己创作水平的认可。”除了投稿可以拿稿费，参加诗歌创作比赛，获奖后也能拿到奖金。

2022年李佳奇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。除此，他还在平台上定期分享向诗刊投稿的经验，分享国内外优秀诗人的诗集，分享过稿经验。写诗2年多，李佳奇的诗被包括《绿风诗刊》《鸭绿江》在内的多家杂志收录。社交平台上找他咨询的年轻人很多，投稿的渠道、投稿的邮箱，也有人加他好友分享作品。

李佳奇认为，当下文学是被边缘化的，写诗更加边缘。“文学被边缘和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关，快节奏的生活，很多人需要为生活打拼，大家无暇顾及精神世界。”虽然热爱诗歌，但很难将写诗作为主业，“没办法解决收入来源，很多人希望是这样，但现实并不允许。”

从出生到上大学，李佳奇一直生活在哈尔滨。“每天早上起床上课，吃饭，写作业，写卷子，一天就过去了。”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他想离开家乡去尝试不同的东西，但选择需要勇气。“有时候我也会想，一直在家乡安稳待着不好吗，但转念这就是很枯燥。”

他把纠结、焦虑的情绪写进诗里，希望经由诗歌找到正确的出口。大三即将过去，李佳奇还没有想清楚未来的规划，“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注定会失去安逸，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。”

（应受访人要求，文中隔花人为化名）